亚文化研究，
摘要：近三十年来，多种网络青年亚文化在中国流行，它们的出现、流行、存续时间相互交织。本文发现同一时期流行的网络青年亚文化具有相近的美学意蕴。中国网络青年亚文化可分为批判主义、浪漫主义、感伤主义、民族主义四个发展阶段。国家、市场、个体是推动网络青年亚文化变迁的三个主体，三者的交互关系是网络青年亚文化呈现不同特征的逻辑所在。个体主导作用下的网络青年亚文化呈现原始的、天然的批判主义色彩；市场对网络青年亚文化具有赋权和异化作用，将批判主义色彩的亚文化异化为浪漫主义、感伤主义风格；市场的越权行为引起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的警惕，国家直接干预、治理网络青年亚文化中的乱象，民族主义得以流行。
关键词：网络亚文化；后亚文化；变迁规律；青年
一、问题的提出
从“屌丝”到“凡尔赛”，从无厘头到恶搞，从同人到耽美，从审丑到小清新，从丧到佛系，从二次元到古风……近三十年来，一系列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备受关注，成为社会讨论的热点。国家、市场、个体交互作用，共同推动网络青年亚文化遵循不同的发展逻辑实现文化变迁，并出现多重标志性特征。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青年亚文化在变迁同时出现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危机。中国网络青年亚文化深刻影响着青年群体的价值观，梳理其历史流变，建立解释框架，阐述其生成规律并提出改进意见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二、中国网络青年亚文化的历史流变
中国网络亚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9年6月，李梁发表《论网络传播中的文化现象》一文，将网络文化现象分为网络媒介文化和网络亚文化。认为网络媒介文化群体处于主流地位，反映主流社会正统思想观念的文化潮流;网络亚文化则更多是以不同年龄、个性、职业、思想观念、兴趣爱好而聚集形成的群体文化，其信息传播数量、权威性和可信性远不及网络媒介文化。其后随着互联网发展，相关研究逐步升温，网络亚文化成为社会学、传播学等领域的研究热点。笔者以“网络亚文化”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共检索到951条文献，经人工比对、分析后发现网络亚文化主要涉及人群为青年群体，故本文将网络亚文化视同为网络青年亚文化。通过对研究文献的观测，近三十年来涌现的现象级网络亚文化现象主要有网络流行语、字幕配音组、审丑、同人、耽美、恶搞(含表情包)、治愈系(含小清新、萌、森女)、二次元(含鬼畜、弹幕)、穿越、土味视频、屌丝、丧、饭圈、佛系、锦鲤(含星座、网络祈愿)、网络爱国主义(含国潮国风、小粉红、公益应援等)、网络民族主义(含二次元民族主义等)、古风等。青年群体因“趣缘”形成共同的网络圈层，并逐渐形成不同风格的网络亚文化。本文按照亚文化不同风格的美学意蕴，将近三十年来流行的网络亚文化分为批判主义时期、浪漫主义时期、感伤主义时期和民族主义时期。
1.1997—2006年:网络青年亚文化的批判主义时期
1997年，蔡智恒(痞子蔡)在BBS网站上发表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网虫”“大侠”“美眉”“恐龙”“东东”“520(我爱你)”等网络流行语亚文化随之流行[1];1999年12月，以耽美为主的女性向原创文学网站—露西弗俱乐部成立，诞生了第一批大陆耽美原创作者，作品仅限在同人女圈层中流传，影响有限，2003年8月，晋江文学城网站成立并开通耽美同人频道，耽美文化得以长足发展，几乎所有有名气的中国原创耽美小说作者都云集其中，带动了华语耽美文化的流行[2];2002年，美国经典情景喜剧—《老友记》开始在国内流行，一些拥有较好外语能力的年轻剧迷聚集在“F6论坛”下讨论剧情、分享感悟，成员间分工合作，以翻译、内嵌、压制等方式将剧集无偿发布到网络上，引发了字幕组亚文化[3];2003年6月，木子美因在网博客上公开自己的性爱日记而走红，带动了审丑亚文化的流行[4];2006年年初，网民胡戈对电影《无极》进行重新剪辑和配音，发布了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引起转发热潮，胡戈也因此被誉为网络恶搞文化的“教父”[5]。
这一阶段的网络青年亚文化具有批判主义色彩，青年网民用夸张、恶搞、颠覆的方法，表达对主流文化的批判，网络亚文化的表达方式是激烈的、愤怒的、对抗式的。比如，青年群体通过对现实语体的词汇、句法的变异，“戏谑”造词，通过语言的“标新立异”来表达身份的特殊性，创造阶层、性别等身份表达的语码，传递与身份表达相关的情绪并进行价值评判，“网虫”“大侠”“美眉”“520”等网络语言和笑脸、哭泣等新奇的语言表达方式即是对传统语言文字表达方式的批判[6];字幕组文化强化分享、自由、极致的互联网精神，绕过政府和市场的限制，创立并维持了一个地下传播渠道，本身具有反抗性的浪漫色彩[7]，组员通过分工协助的方式，提供公共知识产品，以分享的名义批判知识产权保护，挑战法律的权威[8];在恶搞文化中，通过对经典人或事的解构、重组、颠覆，达到娱乐、讽刺、批判的目的，“还珠格格”“罗胖打脸”“臣妾不敢”等系列恶搞性质的表情包占据社交媒体，“斗图”成了青年群体日常的符号消费和娱乐消遣，批判意蕴颇为鲜明[9];在审丑文化中，木子美在网博客上公开自己的性爱日记，“竹影青瞳”实时更新自己的裸照并自称人间妖孽，芙蓉姐姐通过丑化自己成为网红鼻祖，凤姐自称“智商前300年、后300年无人能及”诱发无数吐槽，这些迥异于传统的青年在线上不断制造话题，将隐私信息暴露到公众场合，挑战了传统伦理的底线[10]。
2.2006—2012年:网络青年亚文化的浪漫主义时期
2006年前后，豆瓣网上与小清新内容相关的小组达上千个，一大批治愈系文学、动漫和影视作品被中国“80后”“90后”青年群体关注，并且迅速本土化。2007年，以“文艺范”著称的虾米音乐上线，主要提供独立、小众音乐服务，进一步推动国内治愈系、小清新文化的发展;随着AcFun(以下简称“A站”)和Bilibili(以下简称“B站”)网站的相继成立，大量的欧、美、日、韩二次元作品被介绍给中国青年网民，网站推出的弹幕功能深受用户喜爱，成为二次元文化传播的重要形式，构建了优质内容生产的生态系统;2007年《鸾》《迷途》《末世朱颜》《木槿花西月锦绣》等“四大穿越奇书”的出版，将穿越文化推至顶峰[11]。
这一时期的网络青年亚文化具有浪漫主义色彩，青年网民通过构建虚拟、虚幻的世界，通过对虚拟存在的“动漫人物”的崇拜，暂时性地逃离现实世界的无奈与不满。比如，治愈系文化的核心用户群是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都市青年，他们大多喜欢小众、舒缓的艺术作品，追求随性而至、无拘无束的生活，热爱旅行，将丽江、西藏、凤凰等地视为心中圣地，以小清新、小确幸、萌、暖等流行气质为核心，构筑了一座正能量的、世外桃源式的文化语义城堡[12]。再如二次元文化通过构建有别于现实三维世界的虚拟的、二维的、平面的世界，以ACGN(即动画、漫画、游戏、小说)为主要载体的文化和周边产物(手办、漫展、应援、Cosplay等)[13]，其独特魅力在于虚拟性，其场景、人物、动作的描绘可以超越现实的限制，无限趋近大脑的想象，技术与想象力的结合使二次元的表达的画面比现实世界更加宏大、唯美与精致。青年群体通过对虚拟世界的沉浸式想象获得审美的快感和愉悦。比如穿越文化的文化素材来源于虚构的时空，主人公离开原本生活的世界，穿越到过去或未来，或者平行时空及架空时空，“逃避”现实世界的叙事文化，实现审美满足。
3.2012—2018年:网络青年亚文化的感伤主义时期
2012年，帝吧吧主“彩色哥”与百度贴吧官方主动联手举办的“屌丝文化节”，反响强烈。同年，“屌丝”一词登上《人民日报》，引发了网络和社会热议[14];2016年7月，“葛优躺”表情包横空出世，表达了“不愿学习工作，只想慵懒地躺着”的态度，激活了青年网民二次创作的热情，引起网民狂欢，“丧文化”走入大众视野，此后又衍生出“佛系”“锦鲤”等亚文化现象;2018年，《偶像练习生》和《创造101》等偶像养成类综艺节目的流行，把饭圈文化推向高峰。
这一时期的网络青年亚文化具有感伤主义色彩。青年群体通过自我降格、自我丑化等方式表达无力抵抗主流文化的“无奈”，内在情感结构带有浓烈的颓废色彩。比如，屌丝文化从生殖器的隐喻而来的詈辞，是一种强烈的自我矮化的鄙称，这种表达既是对阶层固化的无声反抗，也表达了青年对阶层跃迁、改善困境的期待和妥协[15];丧文化表达的内容常带有感伤、绝望、悲观等情绪色彩和姿态，人为地降低所要表述事物的精神层次，达到释放自我内心被压抑的情绪，部分青年会将社会污名转化为自身身份认同，在自身与主流社会之间筑起一道虚拟高墙，这是一种将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不反抗的清醒和“感伤式”接受的现代犬儒主义[16];饭圈文化将自身的情感需求完全寄托到爱豆身上，无法接受爱豆的婚恋现实和人设的偏离，如饭圈粉丝用爱发电，宁愿沦为数据工人，进而失去自我;佛系文化是青年群体从欲望源头进行的文化重塑，以期“无欲则刚”，逃避社会压力;锦鲤、占星文化则是从宿命的角度，对不拒绝、不反抗、低欲望心态的合理辩解。
4.2018年至今:网络青年亚文化的民族主义时期
自2018年以来，在《经典咏流传》《国家宝藏》等一系列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节目的带动下，在网络中形成了古风、国潮国风等青年亚文化圈层;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中，在中国共青团、帝吧等媒体矩阵下聚集了一批具有朴素民族主义和爱国精神的粉丝(被称为“小粉红”)，以“网络出征”的方式打击港独分子，推动“小粉红”亚文化的流行[17];2020年，抖音平台先后推出国风合伙人、国风合伙人扶持计划等征集活动[18]，直接推动了“汉服热”和汉服亚文化[19];同年饭圈女孩以网络公益的方式驰援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2021年河南水灾救援期间，百家粉丝团公益联盟捐赠了200个救援包，推动了公益应援文化的流行[20]。
这一时期网络青年亚文化具有民族主义色彩，青年网民保留了亚文化的鲜活、个性、有趣的表达方式，通过吸收爱国、传统文化等元素，强调了文化优越性和民族身份认同，主动融合主流价值，实现主流文化、亚文化的良性互动。比如，网络爱国主义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是粉丝群体在跨国活动中遇到不公正待遇，或在不同粉丝群体的对战中，以“爱国”作为有效武器，通过表情包刷屏等鲜明亚文化风格的表达，使“小粉红”们在日常的商业消费过程中将国家、民族与自我身份认同融为一体[21];在网络民族主义的发展中，一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的国产动漫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得以发展，为多个活跃又相对封闭的亚文化圈子提供了趣缘连结点，成功地将二次元爱好者与网络民族主义者连接在一起，整合成数目可观、声势浩大的群体[22];古风文化有意识地在要素构建上突出复古风潮，无论是古风歌曲的歌词和旋律、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华服服饰所呈现的文化背景，都体现了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经典印记的特点，都表达了青年群体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和民族认同感[23]。详见表1。
三、中国网络青年亚文化变迁的分析框架:个体、市场、国家的交互关系
国家、市场、个体是推动网络青年亚文化演进的主体，深刻影响着网络青年亚文化的发展。网络青年亚文化变迁展现了从个体到市场再到国家治理的逻辑演变。随着国家治理的深入，网络青年亚文化逐步回归，进一步与主流价值文化匹配契合。
1.个体:从“批判社会”到“民族自信”
20世纪80年代，新旧时代更替带给人们期待与焦虑，社会情绪躁动不安，愤青文化成为对当时社会情势的一种释放性表达。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成为人们的追求，青年群体通过玩世不恭的形象，批判、对抗这种价值观的冲击。进入互联网时代，这种青年亚文化天然具有的批判主义风格也随之延伸到网络空间。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文化的全球联动也日益紧密，突出表现为欧美、日韩及港台地区文化对中国青年的深远影响。治愈系和二次元文化均来源于日本，穿越文化则发端于港台地区，被中国青年群体吸收并本土化。成长于社会转型变革、经济迅猛发展、人口结构快速变化、全球化加速推进的特殊历史时期的一代青年，物质财富的极大满足、多元文化的强烈碰撞，深刻地影响着青少年群体的价值观，呈现更具有后物质主义价值倾向，表现为对金钱的重视程度更低[24]。互联网挤占了青年的大量空闲时间，又由于青年接受网络信息呈现多样化、碎片化、复杂化的特点，缺乏对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认识，降低了青年理性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浩瀚的网络空间容易使青年感到迷茫，对现实社会出现抵触情绪，进一步导致其处理复杂社会关系的能力降低，呈现出对现实生活的“逃离”[25]，沉溺于网络世界。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市场化、平等化效应已逐渐式微，各个阶层普遍受益的共赢状态逐步终结，阶层流动开始减速。面对阶层固化的壁垒愈加牢固、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社会现状，越来越多的青年认清了草根逆袭的不现实性，不再幻想阶级跃升的奇迹出现，他们最终不得不屈服于社会现状，被动地成为所谓的“佛系”青年。青年群体在家境、消费、社交、心态等方面的差距又被自由而宽松的互联网环境无限放大，如伴随着攀比与竞争压力的不断加剧，焦虑成为了“00后”群体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26]，尤其是物质条件极大丰富后的当下，消极遁世、生命悲观主义、重在当下、快乐至上等存在主义思想受到青年一代的偏爱[27]。这就使得感伤主义青年亚文化的出现不再是偶然，它既是阶段性社会矛盾下青年群体集体心态的反映，也是技术催生和商业裹挟的产物。
2018年，国际形势涌动着逆全球化的思潮，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变得不可避免。中国青年维护国家与民族利益的呼声不断高涨，形成了强大的民族主义的舆论力量。“民族主义是构建国家利益的文化符号和政治思想，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语境下民族主义存在和发展的衡量物”[28]，其每一次形成浪潮都与国家利益的波动紧密相关。2020年，随着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极大地促进了青年群体的文化自信和自豪感。作为数字“原住民”，青年一代善用感性、戏谑的草根话语体系表达爱国立场和民族自豪感，其意义已远远超越“娱乐至死”的网络狂欢，展现出对国家民族的极度关切[29]。
2.市场:从“技术赋权”到“资本异化”
1994年，互联网进入中国大陆后，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国家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的舆论生态，也极大地改变了青年群体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QQ、博客等网络工具等媒介技术极大增强了青年群体的话语权。互联网被网民们认为是自由天堂，为网络青年亚文化的诞生提供了充分的空间基础。网民们打破地缘、血缘、学缘的限制，按照趣缘结成不同的圈层，聚集在不同的BBS下讨论，发表观点，分享文章[30]。随着图像编辑、视频剪辑等媒介技术的普及，主流媒体和精英群体的话语权进一步得以稀释，青年网民可以以极低的门槛发布自己制作的文化产品，迎来了“草根”阶层网络狂欢的“盛世”[31]。技术的赋权使网络青年亚文化的批判主义色彩得以进一步放大，青年以激进的姿态从形象层面、生活方式层面践行着对传统观念和主流价值的对抗[32]。
资本具有天然的逐利性，商业资本通过对网络青年亚文化的异化，导演了浪漫主义风格亚文化的诞生，实现利润增长。2006年左右，一批定位更加细分、风格更加突出的垂直型专业网站得以诞生。垂直型专业网站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亚文化素材，更易聚集庞大的“趣友”圈层，也深度形塑了网络青年亚文化的情感结构。比如，豆瓣网和虾米音乐不仅内容小清新，就连本身的网页设计也坚持了小清新风格，采用瀑布流的简约风格，直接形塑了治愈系文化[33];A站、B站本身的目标就是传播虚拟、虚幻的二次元文化[34]，打造二次元文化的兴盛;起点、晋江等文学网站开设的“穿越”板块是国内穿越文化的重要阵地。
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高速发展，生活节奏进一步加快，社会竞争压力进一步加剧，社会焦虑几乎覆盖了大多数人群。商业资本借助贩卖焦虑、制造低俗等话题，诱导感伤色彩网络亚文化，以获取流量，收割利益。如通过“丧文化”和商业紧密结合，营销丧茶、丧餐厅、“没希望”酸奶、“爱无能小酒馆”等商业产品。感伤主义风格的网络青年亚文化的兴起，反映了当前中国社会消费主义的文化征候，显示出中国青年一代从叛逆到顺从的时代景观[35]。
资本通过媒介平台获得了新的数字规训能力，对平台上的行为支配和观念塑造，以及更为深远的是不断提供行为准则以塑造社会规范，滥用算法技术，导致技术异化与“技术利维坦”的出现。资本的力量不断重塑技术使用者的认知和平台组织形式，具有超越政府和国家权力边界的“行政”能力，对国家能力形成挤压，带来社会分化、社会控制和阶层冲突等创造性破坏，形成平台力量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深度博弈。资本的无序扩张对网络青年亚文化的异化严重干扰着中国青年的思想价值观，引起权力部门的警惕，国家开始介入网络文化的治理，部分资本退出市场，浪漫主义感伤主义网络青年亚文化也逐渐式微，民族主义网络青年亚文化在国家的倡导下，成为潜在的、可能流行的亚文化风格。
3.国家:从“网络自由主义”到“网络治理主义”
中国一直奉行宽松、鼓励、扶持的互联网发展政策，客观上为中国互联网产业和网络青年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支持。政府加大在互联网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鼓励扶持互联网技术创新，使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得以迅速发展。在网络监管领域，政府奉行“网络自由主义”，减少对网络社会的干预，网络社会治理主要依靠网络自治，而网络自治主要依靠虚拟社区规则和网民道德自律，缺乏强制力保障，网民违反网络公共秩序不会得到法律的惩戒，震慑力有限[36]。同时，网络实名制尚未形成，匿名与“马甲”使网络空间中的部分青年群体出现恶劣无礼的行为，网络表达无所顾忌，放大了网络青年亚文化的批判主义色彩的负面效应。
随着“人肉搜索”等网络侵权事件、有害信息无序传播等网络乱象的大量出现，学界和政府意识到网络空间自治论的不足，进而转向网络空间治理主义，即国家借助主权概念和传统权力加强对网络空间的介入，通过空间审查、过滤常态化等方式加强对网络空间的规范、塑造和权力实施[37]。政府加强对互联网空间的治理，对批判主义风格的网络青年亚文化的生成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38]。2005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校园网络管理工作的意见》中提出高校BBS要进行实名管理，限制校外用户的访问[39]。在网络空间领域，公权力的应用比现实生活更为便捷、高效、强大，删帖、禁言、信息过滤等手段的运用，使青年网民无力“抵抗”，进而转向逃离和疏离。
随着互联网商业化的加速，互联网治理越来越多地进入公共政策领域，加上国家天然具有的追求互联网管理权的内在偏好，特别是在网络安全的推动下，传统主权国家纷纷强化了对互联网的治理，网络空间出现了“再国家化”趋势，网络自由主义风光不再，而网络现实主义则强势回归[40]。2016年，在国家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之后，又密集出台针对浪漫主义、感伤主义风格网络亚文化的管理举措。2019年，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了规范，禁止短视频美化反面和负面人物形象，禁止宣传“丧文化”“非主流婚恋观”，禁止恶搞国家和民族形象、精神等[41];2019年2月，微博响应国家要求，打击通过“贩卖焦虑”以及其他通过妥协低俗内容获取流量的行为，关闭了@才华有限青年、@咪蒙等自媒体账号[42];2020年3月，国家网信办启动专项整治行动，打击网络恶意营销账号，至4月已清理文章6126篇，关停账号18576个[43];2020年7月，国家网信办发布《关于开展2020“清朗”未成年人暑期网络环境专项整治的通知》，重点整治诱导未成年人无底线追星、煽动群体情绪对立等价值导向不良的信息和行为[44];2021年7月，流量明星吴亦凡涉嫌强奸等犯罪案件，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微博、B站、QQ音乐等新媒介平台响应国家对饭圈文化的治理，主动封停相关账号、话题，下载相关作品[45];2021年8月，为倡导粉丝理智追星，履行企业主体责任，微博决定下线“明星势力榜”[46]。国家一方面管控浪漫主义、感伤主义风格网络亚文化的生成，一方面引导网络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融合。如在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中，爱国青年以“网络出征”的方式打击港独分子，“共青团中央”等官方媒体对此行为表示支持;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人民日报》发文表扬饭圈女孩以网络公益方式驰援武汉的行为。此外，国家实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项目，引导网络文化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吸取营养。商业资本逐步放弃贩卖焦虑、低俗等盈利模式，在网络青年亚文化塑造中引入正能量因素。比如，长期被诟病的饭圈文化开始积极推动公益应援文化的发展;爱国主义题材《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等动漫作品收获大批青少年拥趸，推动了二次元民族主义亚文化的发展，而商业资本也从这些正能量题材的作品及商品中找到了新的盈利模式。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的主要的结论有:
第一，按照网络青年亚文化风格的美学意蕴，将中国网络青年亚文化大体分为批判主义、浪漫主义、感伤主义、民族主义四个历史时期。第二，四个历史时期的网络青年亚文化各有鲜明特点，其变迁背后的逻辑是国家、市场、个体三者之间的交互关系和作用。青年个体与青年群体构建起来的网络青年亚文化是历史变迁的产物，呈现青年亚文化原始的、天然的批判主义色彩;市场通过新媒介技术、商业资本对原始的、天然的批判主义色彩亚文化进行赋权和改造，使之更具“流量”功能，更有商业价值，将批判主义色彩的亚文化异化为浪漫主义、感伤主义风格;市场的越权行为引起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的警觉，国家直接干预、治理网络青年亚文化，规制市场权力，使网络青年亚文化逐步回归，民族主义风格的网络青年亚文化得以流行。第三，从意识形态、商业资本二维角度，阐述青年亚文化的“收编”与“被收编”，无法观照互联网时代技术对亚文化的影响，存有缺陷。从国家、市场、个体三者的交互关系来考量网络亚文化的变迁规律，从网络青年亚文化风格流变总结规律则更具有时代价值，更易探究青年亚文化在互联网时代的生成规律。
综上，本文提出以下思考和建议:
第一，加强网络青年亚文化的治理。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主流媒体要加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和引导，筑牢与商业资本、流量经济间的“防火墙”，不能被商业资本、流量经济反噬，防止不健康的网络青年亚文化的畸形发展，注重与青年亚文化的互动，实现青年亚文化的破壁与主流文化的嵌入，积极共建话语，更有效地促进青年群体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社会认同。加强对商业资本的监管，对于商业机构误导、毒害青少年，培植不良亚文化的违法违规行为给予坚决的打击和处罚，对于触及法律底线的青年亚文化的内容及形式，需要通过法治途径进行合理规制，通过完善立法、加强普法、坚决执法，保障青年亚文化在法治轨道内健康发展。此外，民族主义色彩的网络青年亚文化虽然吸收了爱国、优秀传统文化等有益元素，但其出发点仍是基于个性化的亚文化表达，其文化内核是个人主义思潮，与主流的集体主义和理性爱国仍存在不同，需加以治理与引导，以避免极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滋生。
第二，将网络青年亚文化生成规律的研究成果应用到思想政治教育中。网络青年亚文化深刻地影响着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学校、家庭、社会、政府都需要为青年健康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积极引导商业机构增强社会责任感，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网络青年亚文化生成规律研究成果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引导青年亚文化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共青团中央青少年发展研究重大课题项目“近20年我国网络青年亚文化生成规律及引导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ZL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制作：编辑 王梦娜 / 责编 冀昆 / 监制 武朋林
来源：中国青年研究 作者为陈赛金: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大学生思想动态大数据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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