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数学教材，考研数学教材是哪几本
近日，关于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一年级至六年级插图事件被连续冲上热搜，引起了各阶层广大网友的热烈讨论，相关人民教育出版社及吴勇的信息被扒出，引发了网民对于该教材对下一代不良影响的担忧并希望国家对教材审编制度施行改革。
个人现身说法，我的孩子2019年读四年级（使用人教版数学教材）有一天跟我说：爸爸，课本里的插图（简笔速写画）好丑，像弱智，有东西露在外面。当时没太在意，自认为做过几年老师，深信国家统编教材经过严格的层层审定程序肯定没问题，可能为了加强某方面的教育。现在想来还是大意了，这些插图首先是对人的丑化，还有少儿不宜，甚至于埋藏得很深的有计划的意识形态渗透，涉及国家教育文化安全问题。影响美育可以中途纠正，涉及其他严重问题就该国家出手了。
有老师在今日头条爆料，早在2014年就向人民出版社反映过教材的问题，但无任何回应。在2014年，也就是吴勇插画这版教材刚投入使用1年，就有老师在网上反映了！这名老师也尝试给编写者发邮件，但教育部门，人教社及编辑没有理会他。这说明了人教教材插画的问题不是在于审美问题。而是更深层次更加严重的涉及国家教育文化安全的根本问题。
据今日头条网友爆料信息：截至202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icon现有员工1100余人，共有博士70余人（其中博士后5人），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者260余人。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机构设置齐全，共有政治、语文、数学、外语、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信息技术、体育、音乐、美术、综合文科、综合理科、职成、汉语、文化教育、学前教育、人文社科、教学资源、辞书、少儿读物、报刊社等28个编辑部门。黄书元，人民教育出版社现社长。蔡上鹤，现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吴勇，人教版教材插图承揽者。
据天眼查今日头条官方信息：人教版小学课本中的儿童暴露生殖器、有纹身、穿星条旗衣服，甚至倒挂国旗？据悉此版教材在2012或2013年审定，由“北京吴勇设计工作室”设计插图，但天眼妹并未查询到该工作室相关信息，该不会是连营业执照都没有吧？[思考]
这又是细思极恐的问题，就是吴勇工作室压根不存在，无法人资格在外揽活，人民出版社未经过正规的招标程序，直接将插图的活交给吴勇及其学生。从另外的角度再思索，吴勇及其学生可能量也没有按时足额缴纳个人所得税。要清查此次事件，先从查偷税漏税入手，再查招标程序及人民出版社内部三审三校的审查监管问题，哪些人决策拍板的，有无履行相关责任人岗位责任制。
据南都周刊5月26日报道：当天中午，人民教育出版社通过官方渠道回应，已着手重新绘制有关册次数学教材封面和部分插图，同时将举一反三，全面评估所出版教材的封面、插图。据媒体报道，教育部教材局已经关注到此事，并已介入调查。
注意到3天前，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央网信办、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等五个部门，刚刚联合印发了《关于教材工作责任追究的指导意见》。上述文件针对大中小学教材编写、审核、出版、印制发行、选用使用等各环节存在的主要责任问题，明确了追责情形和处理方式。由此看来整顿人教版教材非一日之事。
那么当今世界有哪些教科书审查制度呢？主要实施四种教科书制度：任选制最为自由，选择权在学校甚至教师个人，如英国；认定制也相当自由，由地方推荐或认定（州），选定权在学校和教师个人，西欧、北欧、美国多是采用这个制度；审定制是由出版社组织编写教科书，政府主管部门认定通过后，地方只能选用政府审定通过的教科书；国定制则完全由国家控制，没有任何自由度。显然，日本采用教科书审定制是历史性进步。
我们说说日本的教材审查制度。1945年11月，日本文部省设立公民教育革新委员会，着手新的公民教育。1946年8月，内阁设立教育革新委员会，宣告教育改革正式开始。1947年3月，日本政府公布《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1947年5月，《日本国宪法》实施。据此，1949年2月，文部省颁布《教科书审定标准》，国家的教科书制度实行审定制。这一制度经过不断完善沿用至今。实施审定制的目的：一是避免教科书成为政治工具以及受到权力者的利用，二是排黜划一的内容，顾及教育的实际效果。这一制度也有弊病，也导致了日本的历史教材（美化侵略否定侵略）一再陷入极大的风波，特别是周边遭受日本侵略国家的强烈抗议和反对。当然政府聘用的教科书调查官与民间的教学用书审议会之间，双方都保持独立，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力量制衡，任何单方势力都无法取得最大权限。
再谈谈中国教材制度的发展历史。众所周知，我国传统社会以“三百千”或“四书”等典籍作为开蒙读物，我国小学使用“教科书”，最早始于晚清。当时，随着中国各地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的次第兴办，社会上涌动着一股编纂教科书的热潮。其间发生了一场关于“国定制”和“审定制”的争论，二者互有利弊，但民国却诞生了最好的启蒙教材。
所谓“国定制”，就是官方权威机构管理教科书的编纂和发行，统一全国教科书的使用。“国定制”以孙家鼐、张百熙等官员为代表。管理官书局大臣孙家鼐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批判中国学堂教科书管理的混乱状况，希望趁京师大学堂之建立来统一教科书的编纂使用，办法是在各地开设译局，由局中通才专司纂译。其后管学大臣张百熙指出，“现在各处学堂，皆急待国家编定，方有教法”，建议由博学纯正之人编辑成书，中央颁发各省学堂使用。贵州巡抚邓华熙也建议：“凡中西普通之学，分小、中学、大学各级，编为定本，请旨颁行。各省学堂悉遵教授，庶可一道德而端趋向。”
“审定制”以张之洞为代表。他的办法是，教员按照现定的学制学时编成教材，交由学务大臣审定颁行；各省若有文士编成的精善教材，也可呈请学务大臣鉴定，予以版权准其自行印售。1902年，他上书清政府提出15条学堂办法，其中“教科书宜慎”条中，他建议学习日本文部省检定教科书的方法，允许民间纂译课本。1906年，严复在《中外日报》上发表《论编审小学教科书》，指出国家颁定教科书有种种缺陷，应取多种教科书而审定之；审定标准不必要求太高，听用者自择，采取自然淘汰的办法。这类意见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民间编用教科书，既可以减轻中央机构的负担，也能够改善单一审定制下责任过重、权力过大带来的弊病，保证教育与文化的进步。
再看看解放后的教材编审制度。1949年后，大陆教科书管理收归“国定制”，教科书由国家拨款统一编写，教材定价亦由人教社指定，地方出版社不得调价。至此，教材经营利润亦不复存在，各出版社靠接受国家补贴为生。2001年后，国家不再出钱编写教材，而是在审定教材后，建立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向各省下放，由各省酌情选用。很多省市考虑地区情况，往往弃用人教社编写的教材，而选用地方教材。如江苏地区中小学文科教材，约90%为“苏教版”教材，“人教版”仅被少数学校采用。目前，小学数学教材有新课标标准实验版、人教版、北师大版、浙教版、西师大版、青岛版、苏教版、冀教版、青岛版五四制、沪教版等。
但教材统编工作亦始终随政策起伏，人教社前后编了10套教材。第四套通用教材在使用半年后，曾被批判为“压得太重，摧残人”，要求“课程砍掉一半”，但未及修改，文革爆发，教材管理体系崩溃；第五套通用教材的编制则来自小平同志直接命令，时当1977年，小平同志要求尽快编出一套统一的中小学教科书，从1978年秋季起供应全国。该套教科书确立的指导思想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进入新世纪后，也曾经历过将《谁是最可爱的人》、鲁迅作品等赶出教材的局面。
从目前看来教材审编制度或迎来重大变革。据凤凰网2011年9月20日消息，中小学教材十年课改正临变局（今年刚好2022年非巧合）。当年因“简政放权”而下放地方的中小学教科书编写权，恐将在不久后被收归统编，大陆教科书编写格局或将从“审定制”向“国定制”回潮。加之目前炒得火热的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插图问题，从审定制向国定制似乎成为有力信号。希望国家出手严格教材编审法律法规制定，建立一套长期的完整的科学的教材编审规章制度，不因一时一地一人一法的改变而随意改变。衷心祝愿学校教材带给孩子的是鲜花（而非毒草），愿吴勇事件不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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