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研究方法，历史学研究方法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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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轶峰，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教授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成一农教授在其与人合作的《“人”才是历史研究的核心——从“历史书写研究”谈起》（下文简称《人才》）的文章中，对我在《史学月刊》2018年第2期发表的《历史研究的新实证主义诉求》中的一些看法提出反驳。我的文章主要针对一些当时流行的、过度强调历史研究主观性的说法，指出历史事实是真实存在的，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是可能被认知的，后现代主义史学对旧实证主义史学提出的其忽略历史研究主观性的批评具有启发意义，但历史学研究毕竟应该追求真实，尽最大可能符合历史真实仍是历史研究与书写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我建议吸收晚近包括后现代主义史学在内的各种史学思潮中更加正视历史研究主观因素介入的成果，对旧实证主义史学进行修正，构建一种“新实证主义史学”。
成一农教授《人才》的主旨是否定历史学实证研究。透过诸多枝蔓和曲折，可以理出该文的大致观点线索是:主张求真的历史学是实证主义史学;史料和史料学是实证主义史学的基础:晚近的“历史书写研究”也在研究史料，归根结底也是求真的历史学;历史学根本不能也没有必要求真;人才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及目的。该文并没有从理论层面论证他所说的以人为核心的历史研究到底怎样构思问题系统，也没有阐释其如何落实到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篇幅基本都用在了对历史学求真和实证主张的驳斥中。其中被作为“本文主题”的核心部分，是对我的论文中的几个片段进行反驳。
我在阅读该文之后，查看了成一农教授的其他一些相关论文，发现成一农教授正在推出一种颇有体系色彩的历史学观，随带推出一种思路精奇的学术论证方式。这种历史学观的基本主张包括:历史事实不具有客观性、历史事实不可证明、历史学不能求真而只能阐释、历史学的目的是造成读者以为真实的说法来影响其行为。我既不赞成成一农教授的这种史学观，更不欣赏他的论证方式，他对我本人看法的反驳也应该得到回应。故作此文，请学界同仁批评。
一 对成一农教授反驳的回应
《人才》虽在标题中表示要“从‘历史书写研究’谈起”，但实际没有这样做，对“历史书写研究”的批评在一共三部分的全文之第二部分才讨论。引用我的话先是出现在引语中，用来表示实证主义史学的核心主张，此点无需评论。其后是在以“‘求真’并不是历史研究的目的”为标题的第三部分中分三个自然段加以批驳。
第一自然段指出:“首先，赵秩峰《历史研究的新实证主义诉求》对于以‘后现代史学’为代表的强调历史研究主观性的各种史学理论或者认知有着很大的误解，即他在摘要中提到的’时下流行的多种强调历史认识主观性的言说，皆不能解构历史的可认知性’。实际上，绝大部分’强调历史认知主观性的言说’都不否认历史的可认知性。因为如果历史不可认知的话，那么历史研究也就不存在了，甚至以历史认知为基础的人类社会也就不存在的。’强调历史认知主观性的言说’质疑的是历史认知是否可以认知到’历史真实’，即赵秩峰混淆了’可认知’与’可认知到’，前者是一种行为、态度、后者则是结果。”引文中的“赵秩峰”是成一农教授文章对我的名字的书写方式，在正文和注释中多次出现，显示他在阅读、写作、校对时都漫不经心，否则不会出现这样的纰漏。他的这种境界也体现在前述引文中。我在自己文章摘要中所说的“历史的可认知性”并不关涉认知历史的权利问题，“可认知性”指的是认知客体对于认知主体而言是可以被认知的，其中包含“可认知到”的意思。“可认知性”表示的是对象被认知的可能性，不是必然性，也不是绝对性。当我们说历史具有可认知性的时候，并不表示我们认为历史的一切内容、细节都可以被全部、精确地认知。成一农教授既然读了我的文章，当也知道我的本意是在说所谓后现代主义历史学有否认历史事实可能被研究者所认识的倾向，而我不赞成那种倾向。这种主张是否成立，尽可讨论，但成一农教授对这种主张的论说过程无意分析，专在个别语词之间做功夫，一口咬定我所说的“历史的可认知性”中少了一个“到”字，然后判定我误解了“后现代历史学”。“可认知性”不是我创造的语汇，在学术界已广泛使用，所指即认知可以实现的性质。倒是成一农教授用来更正我的“可认知到”，不是一个学术领域常见的词汇。
第二自然段指出:“而且，从本文开始部分所引的文字来看，赵秩峰实际上对于逻辑学和自然科学缺乏深入的认知，因为他提到的作为’最基本的路径’的归纳法和演绎法时至今日其有效性在哲学层面上并没有得到验证;且就现代逻辑学而言，由于并不存在单一的逻辑严谨的标准，因此多种严谨的逻辑是可以并存的，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从相同的史料，通过严谨的逻辑，我们可以推导出多种并存的’真相’。当然，如果了解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理解了库恩的’科学革命的范式’的话，那么就应当了解，就目前的科学哲学而言，科学并不能保证揭示’真相’。科学哲学已经如此，那么对于作为其具体应用的历史学而言，’求真’显然是天方夜谭。当然，语言本身的歧义性就已经使得通过文字表达的意义不可能被完整无缺地传达，由此也使得’求真’变得基本不可能。”我对于逻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有限，说“缺乏深入的认知”接近实际，即使有所认知，跨界说话，也未必每言必中，所以自然应该敞开由人批评。但是成一农教授如此行文，霸气侧漏，在学术讨论中并不多见，让人耳目一新。成一农教授如此说话，自然是对逻辑学和自然科学不缺乏深入认知了，但是我做了多方查找，并没有看到他在逻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有任何专门论著，其“深入的认知”究竟如何不得而知。就前段引文而言，委实印证不了他的这种自诩。
其一，我提到形式逻辑在历史学中的应用时，指的是在除文本之外没有其他依据情况下“分析个别事实的最大可能性”时运用的方法，这是有条件限定的，而且我说的“形式逻辑和常理”，并不是说历史学研究全赖形式逻辑。历史研究者所持常理在历史研究中始终发生作用，历史学研究遇到不属于“个别事实”的复杂问题时，研究的方法也会复杂起来，那时形式逻辑就不够了。
其二，成一农教授指出归纳法和演绎法的有效性在哲学层面上没有得到验证，这话含糊。学术界讨论归纳法和演绎法的论著极多，观点也不一致，不知道成一农教授所说的验证究竟指的是怎样一种方法，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说归纳法和演绎法已经失效，不应该使用了。建议成一农教授以后撰文想要依据什么学科、理论时，把自己的根据和理解说得清楚一些。我的简单看法是，归纳和演绎作为思维形式工具都不是全能的，各有局限，同时又各自有其效用，二者至今都是普遍运用且具有有效性的方法，在历史学思维中也具有有效性；但二者不能涵盖思维形式的全部，也不能涵盖历史学方法的全部。这个问题后文还会涉及。
其三，成一农教授所说多种严谨的逻辑可以并存，回避了他所指的“多种严谨的逻辑”都是什么，它们在被用来分析同一个事实对象时的有效性是不是价值等同，是不是可以比较、评价和选择。接下来成一农教授又说，因为存在多种严谨的逻辑，所以从相同的史料“可以推导出多种并存的’真相’”，这就武断了。在历史研究中，不同的逻辑可能推导出不同的结果，却不是推导出不同的“真相”，推导出来的只是不同的判断。历史研究相对于大多数其他学科的特殊性在于其研究的对象是已然的，因为事实已经发生，就不再如尚未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那样具有多种可能性。同一个历史事实，在提出问题的方式足够严谨、清晰的情况下，真相只能是一个，其他逻辑可能性不是真相，可能接近真相，也可能背离真相。例如我曾拟设的“阿甲”的生父，只能是一个，不可能既是张三，也是李四，并且是王二。多种检验方式得出的结果如果不同，则已做检验或者全错，或者只有一个是正确的。对事实的判断以及相关的解读可以多种多样，但这种多样性并不是真相本身的多样性。
其四，《人才》断言我不了解科学哲学，尤其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科学革命的范式”，否则就会知道科学并不能保证揭示“真相”;进而告知读者，作为科学的“具体应用的历史学”而言，“’求真’显然是天方夜谭”。这里先要说一下，科学是人类探索世界的活动，探索的目标是揭示真相，它的确不能保证揭示一切真相，但能够揭示一些真相，因而我们今天才能知道关于自然和人类世界的许多事情。这并不需要“保证”，需要的是不断探索，包括在失败后重新探索。《人才》指出了科学不能做什么，回避了科学能够做什么，背后隐藏着科学不能保证揭示一切真相则其不能揭示任何真相的暗示，而那是不合逻辑的。其次，我不认为应该把历史学视为科学哲学的“具体应用”。科学哲学与历史学之间不是这样简单的关系，这里不去细说。进而由科学尚不能保证揭示真相，推论出历史学求真就是“天方夜谭”，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事实。再者，成一农教授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范式”，但就我找到的而言，都是如前引那样简单搬出名目，连“科学革命范式”的基本内容都难见提起，也不去说明自己是在何种意义上理解该说法的，就马上从中推出自己的结论。他在提起“量子力学”的时候也是如此。这种做法有些粗暴。
我对科学哲学研究肤浅，仅仅发表过两篇相关的文章。一是与高二音合作的《当代中国历史学发展趋势评析》，见《史学集刊》1987年第4期。该文借鉴库恩关于科学界范式革命的理论来评析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界发生的所谓“史学危机”现象，主要看法是当时发生的是一场历史学研究范式的变革。另一篇是1988年发表的《卡尔·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思想与史学方法论的再思考》见《求是学刊》1988年第2期。该文讨论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科学哲学思想对历史研究方法论的启发意义，其中涉及对归纳逻辑、演绎逻辑和客观知识即“世界三”的讨论。这些研究都够不上深入但在我自己后来几十年的学术研究中一直受益，其达到的水平如何也与当下话题无关。不得不说的是，成一农教授既然连我的名字都写错，自然不曾查看我是否写过关涉科学哲学的东西，遽而断言我不了解科学哲学，是过分自信了。冒昧地说，我对托马斯·库恩范式论的理解与成一农教授已经显露出来的那很少一点理解并不相同。从最基本的层面说，库恩的范式论探讨的是科学如何出现飞跃性进展，并没有否定科学探索真相的可能性。成一农教授既然一再用不同人读了相同的史料得出的理解必然是多样的这样的说法来推倒认知的确定性，为什么在这里又假定我读了托马斯·库恩的书就会有和他一样的理解?
其五，语言的歧义性会造成通过文字表达的意义带有一定的模糊性，但那并不至于使求真“变得基本不可能”。此点我在《历史研究的新实证主义诉求》中已有讨论，此处不再多说。
第三自然段对我的文章中所使用的例证进行驳斥，以说明历史学发现不了真相。他引出我的下面一段话:“历史认识是可能的，这正如一个教师昨天上了一堂课这件事情是可以被判定的确发生了一样——这件事情会成为教师所在学校发给他工资的依据的一部分，没有什么特别深奥之处。”接下来评论:“赵秩峰显然小看了他举出的这个例子，虽然我们可以对’一个教师昨天上了一堂课这件事情’加以认知，并且得出结论，但严谨和明确地证明’一个教师昨天上了一堂课这件事情是可以被判定的确发生’了则是不可能的事情。录音、录像可以被质疑是伪造的，学生的证词可以被认为是’串供’，因为’眼见为实’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方法。总之，现在没有技术和逻辑可以能真正地验证一件事情的确发生过。甚至赵秩峰在文中提到的DNA技术也是如此，目前严谨的DNA鉴定书上的结论通常会说接受测试的两人之间存在血缘关系的概率为0.999999，这意味着什么呢?我想大家都清楚。”
这段评论甚是奇妙。我说一个教师昨天是否上了一堂课这样的事情是可以认知的，成一农教授也表示同意，却还一定要把我的话拉到他自己加上去的“严谨和明确地证明”上去，然后再说加上他的那些话之后就变成错话了。运用这样的方法，成一农教授要反驳任何观点岂不都是信手拈来?其实在我看来，就算加上他加上去的那句话，即要严谨和明确地证明一个教师昨天上了一堂课，仍然是可能的。他提到的录音、录像以及听课者的证词都可以成为证据。这并不等于说再无疑案，而是说绝大多数此类事情的真相可以被证明。至于用可能“被质疑”，可能有“串供”来推翻这种事情被证明的可能性，则只能说是思路精奇。可能“被质疑”“串供”不能否定该事件的可认知性。证明所有这类事情的证据都被作伪、“串供”才能否定其可认知性，“质疑”则根本不是证明。我说这类事情的真相可以被认知，本意是用比喻的方式说明一些历史真相是可以认知的而已，从来没有说过、也从来不认为此类认知是可以达到一切细节精准的，也不是说每一个个案无论如何都是可以得出确切结论的，那要取决于条件需要和认知者的判断力。按照成一农教授的说话方式，难以想象他如果碰巧丢失了身份证、银行卡之类的东西需要挂失、找回的时候，会不会向相关方出示证据证明那丢了的东西是属于自己的，他自己签字的文件是不是能证明他至少看到过那被签字的文本?我没有提到这种证明一定要用“科学的方法”，那是成一农教授自己加上去的——这真不是一个好习惯。至于“眼见为实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方法”，是有些不知所云了。“眼见”是身体感官的直接观察行为，对于主体而言是直接判断事物的一种基本途径，这不直接等于也不需要等于科学。直接观察可以构成科学认知的基础，但科学不能简单依赖感官观察，还要破解感官获得的假象，要进行更深层面的分析和阐释，要运用更复杂的方法。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还是留给哲学家讨论。这里的问题是，在判断一个教师是不是上了某次课这样的事情时，“眼见”是有意义的，见者可以直接做出判断，并可以帮助未眼见的人做出判断。这里也不需要精准知道全部细节才能做出判断。不知道为什么成一农教授一定要拉出“科学”来否定“眼见”的意义。成一农教授既然认为一个过去发生的事情是可以“加以认识，并且得出结论”的，那么历史就不是不可知的，那么为什么认识已然的真相就一定是“天方夜谭”?在我看来，即使并非眼见的一些事情也是可以确认的，比如汉武帝曾经存在过。成一农教授文中推崇了一些学者的历史研究，其意是那些学者不顾真相吗?
成一农教授说的“现在没有技术和逻辑可以能真正地验证一件事情的确发生过”，这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关于历史不可知性的最直白、绝对的表述。这样的陈述完全推翻了历史学的可能性和意义，甚至推翻了一切对已然事实进行判定的研究和经验，也把前面提到的几乎所有我与成一农教授的分歧凝练到一个焦点上。就此而言，我与成一农教授看法完全不同，我肯定地认为现在存在一些方法可以用来验证一件事情是否发生过，我已经就此举出了很多例子。该自然段最后一句关涉用DNA技术做亲子鉴定的有效性。他说:“目前严谨的DNA鉴定书上的结论通常会说接受测试的两人之间存在血缘关系的概率为0.999999，这意味着什么呢?我想大家都清楚。”我认为，在学术论文中提出“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样的问题时，最终自己要提供答案，不要用“我想大家都清楚”这样的话含糊过去。这种话与前文提到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话题一样，是把大家对同一对象的理解齐一化到自己身上了，而成一农教授在其他地方是明确反对那种思维的。假如DNA亲子鉴定的方式是以1为百分之百确认，0.999999意味着具有极大可能性，这个数据与0.000009有不同的意义。
二 “夏朝”存在吗?
上节集中回应成一农教授对拙文的批驳，其必要性根本上说不在说明我自己的说法如何可取，而在辨析我们之间关于历史学可知性认识的分歧所在。这种分歧一定会体现在对更具体问题的认识中，使得我们可以在较具体的层面再进行审视。从逻辑上说，成一农教授既然主张“没有技术和逻辑可以能真正地验证一件事情的确发生过”，他就已经否定了所有历史真相的可认知（到）性。其否定的具体方式可以在他的另一篇題为《“夏朝”存在吗?——基于历史学学科目的和方法的分析》（下文简称《夏朝》）的论文中看得更清楚。学术界对于商以前历史的研究，尚未达到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完全对应的程度，所以对于夏朝是否存在看法分歧。在我看来，这主要是证据充实程度问题，以后相关考古工作发现新的证据时，研究者的相关判定可以修正。这可以算作赞同成一农教授文章相关学术史追溯中涉及到的某种说法。因为判定取决于证据，而证据需要专业性的解读，所以要了解夏朝是否曾经存在过，首先应该跟进先秦史研究者和考古学家的研究。
成一农教授的思路不同。他在觉得自己已经推翻了历史认知的可能性基础上，直接判定夏朝存在与否是不可证明的，即使将来有多少新的证据被发现也是不能。《夏朝》切入的思路是:由于历史学不是一门科学，对于过往必然有多元的理解和解释;历史研究需要从内容和载体两个方面来判断史料的真伪，而从这两个方面其实“都无法证明史料的真伪”;这种情况既适用于先秦史料，也可以应用到其他任何时代的史料中，这反映出史料“与生俱来的且无法医治的’缺陷’”。接下来，《夏朝》把话题从史料的缺陷转移到“是否有科学的方法来证明’夏朝’的存在”，基本判断是“我们不仅无法用科学的方法证明’夏朝’的存在，甚至没有科学的方法来证明’汉朝’存在这样看起来似乎极为简单的问题。要理解他的这种有些耸人听闻的说法，需要注意他说的是“没有科学的方法”，这一点很重要，他为此说了很多话:“首先，对这一问题最直觉的回答就是’因为留存下来了记载了汉朝的文献，以及存在一些与汉朝年代对应的文物，且其上记载了汉朝，由此汉朝就是存在的’。但这并不是一个科学的回答问题的方式，如果将其还原为一种科学的回答问题的方式，那么其实际上应该是三段论的论证方式，即:留存有大量文献记载，以及存在大量年代对应的其上记载了这一朝代的文物，那么这一朝代就是存在的;留存有大量记载了汉朝的文献，以及存在大量与汉朝年代对应的文物，且其上记载了汉朝;因此汉朝就是存在的。”通过这样的“推理”，夏朝以及其他历史上的朝代是否存在过这样的实证性问题就被点化成了话语形式问题，从而进入了成一农式论证的轨道。他接下来去讲三段论的缺陷:“但三段论的缺陷在于，其论证结论的正确或者成立与否，除了论证结构要正确之外，其大前提也必须是正确的，但大前提也需要论证，在这一事例中，就是需要证明’留存有（大量）记载，以及存在（大量）年代对应的其上记载了这一朝代的文物，那么这一朝代就是存在的’是正确的。但问题是，对于这一大前提，似乎没有太好的科学论证方式。”因为这一大前提不能用归纳法来论证。“归纳法对于这一问题的论证方式是:’留存有大量记载了秦朝的文献，以及存在大量与秦朝年代对应的年代的文物，且其上记载了秦朝，秦朝就是存在的。’’留存有大量记载了三国的文献，以及存在大量与三国年代对应的文物。且其上记载了三国，三国就是存在的。’’留存有大量记载了清朝的文献，以及存在大量与清朝年代对应的文物，且其上记载了清朝。清朝是存在的。’”接下来是:“但这种论证方式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即由此还需要论证’留存有大量记载了秦（三国……清）朝的文献，以及存在大量与秦（三国……清）朝年代对应的文物，且其上记载了秦（三国……清）朝，秦（三国……清）朝就是存在的’是成立的。因此，这也就陷入到了循环论证中，而这也是归纳法自身缺陷的展现。”
把这么繁琐的长段推论征引出来，是为了保持《夏朝》的原汁原味。尝试理一理这些话背后的基本线索。我看到的是:对于夏朝乃至其他历史上的王朝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非科学的回答是不可取的，要用科学的方式来回答;科学回答的方式是三段论的方式;三段论的方式有缺陷，即其大前提必须正确;要论证大前提正确就要用归纳法;归纳法自身是有缺陷的，会导致循环论证。于是，成一农教授自己做了一个封闭的环，跟着他的推论结果一定是原点。这是成一农式论证的标志性特征。通过这样的论证，要证明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时代存在过，都会陷入困局。这时我们不要忘了，成一农教授在该文摘要中明确指出历史学不是科学。成一农教授的“逻辑学”至少有下列问题:
其一，三段论只是形式逻辑中演绎推理的一种方法，并非科学回答问题的唯一方式。这种方法可以运用于科学中，也可以运用于非科学的思维中。运用三段论不一定是科学的，科学的回答问题方式也不一定是三段论的。
其二，演绎推理的三段论作为一种方法本身确定的是推理的形式，这种形式保证在大前提确立的情况下，包含在大前提中的个别具有大前提所涵盖的属性。证明某个具体的大前提成立并不在这种演绎推理形式之内。形式逻辑解决思维的合逻辑性，不直接解决用来推论的具体问题内容是否正确。这也不是演绎法三段论作为形式逻辑本身的缺陷，这种推理在逻辑形式上是严谨的，但是否能够有效运用这种推理还有其他条件限制，如同一辆好车也可以被开到沟里去。成一农教授带人进入的难题。并不是三段论造成的，而是他自己造成的。
其三，归纳推理也被成一农教授误解了。归纳与演绎一样，确立的都是一种推论形式，不是内容。与演绎由一般推论个别不同，归纳从个别推论一般。从个别到一般的推理以观察获得的证据为基础，在对多个个别观察的基础上推论出一般，即共性。与演绎一样，归纳不能直接解决科学思维的全部问题，归纳逻辑的主要缺陷是在面临个别无法全部观察到的情况下，无法达到周延性，因而不能直接保证以全称肯定判断形式做出的一般性陈述是可靠无疑的。这不意味着归纳逻辑本身作为思维形式不成立，而是意味着归纳逻辑运用的范围需要谨慎把握，其中包括对作为推理结果的一般性陈述加以限定。因其具体方式有所差别，故归纳推理可以细分为不同的具体形式。要点是，成一农教授说归纳推理“显而易见”的缺陷是必然陷入循环论证，原因是如果要有效运用归纳逻辑，就必须论证整个归纳逻辑是成立的。这是把不属于作为思维形式工具的归纳逻辑本身的要求强加给归纳逻辑，也是成一农式论证的又一例证。
接下来，《夏朝》又用类似的方式去论说“否证主义”也证明不了“汉朝的存在”。文字过长且枝蔓繁多，不再引出。其大意是，类似汉朝存在这样的命题本来是可以用否证推理来论证的，但“否证主义主要针对的是可以试验的对象”，而眼下的命题是不可以通过试验来验证的，因此，“如何否证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因为无法通过试验来验证，所以汉朝存在与否不能用否证推理来确定。接下来，（夏朝）一如前法，指出否证主义自身有两个缺陷。一是在认定否证的事实观察时，需要首先论证其所基于的理论或科学知识，由此就陷入到了无尽的论证中:二是即使出现了否证的事实观察，也无法否认事实观察本身出现差错的可能。因此否证的事实观察不一定可以推翻其所否证的理论。《夏朝》没有说明其所谓“否证主义”具体出自哪位学者，在我看来，其中包含多重误解，但此处不论。简单地说，“夏朝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主要依赖证据，在思维形式角度说是遵循归纳逻辑，不能依赖否证逻辑。否证推理先有一般，推出个别，再检验个别，反馈到评价一般。处理历史上某一时期是否存在过这样的问题，无需先设一般。总之，成一农教授在提出“否证主义”一语之后，还没有说明其所指，就领着读者又走了一个闭环。这个闭环的关键，是要求所有使用否证推理的人去论证“其所基于的理论或科学知识”的合理性。与在归纳推理中显示的一样，这本不是否证推理本身的事情，也不足以推翻否证推理的有效性，只是出了个难题，让人望而却步。于是《夏朝》一文就断言:“用科学的论证方法。是无法证明‘汉朝’存在的，当然也无法证明‘夏朝’的存在了。”随后又展示了另一个关于科学是不是比其他方法更优的闭环，我们不理会了。
夏朝以及其他如秦汉魏晋元明清各朝的存在，就这样被论定为无法用科学方法来证明的事情，当然也是历史学无法证明的事情。在把史料证据和所谓“科学方法”都推入死胡同后，《夏朝》对夏朝存在与否这个被当作主标题的核心问题作了一次正面回答:“回答必然是多元的。”作者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与人问:现任俄罗斯总统是谁?答:“回答必然是多元的”类似，说到回答的形式上去，却回避了回答问题本身。面对多元的答案，自然的问题就是它们是不是等价的。针对某些问题可能会提出多种答案，但也可能达成共识，至少多种答案的合理性不会完全是等价的，说俄罗斯总统是普京与说俄罗斯总统是麦当娜不一样。《夏朝》接下来的文字去议论回答是“多元”的是不是合理的问题了。注意，不是讨论关于夏朝是否存在的哪种说法更合理，而是讨论回答是多元的这种说法的合理性。一旦进入这个话题，《夏朝》又把读者先领到“历史学或者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将近一页篇幅之后，终于看到了如下的话:“历史学和历史研究的目的也就清楚了，即通过研究受到人类意识影响的历史，形成历史认知，并希望由此影响未来的人类历史的进程。”这又令人费解:历史学和历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回答的时候换成“受到人类意识影响的历史”，缩小了范围，这还是对原初问题的回答吗?然后还是不回答夏朝存在不存在的问题，转而要说明“历史认知的产生”。说明的方法是“先介绍一下现代物理学，也就是量子物理学对世界‘真实性’的认知”，然后讲述研究的理论、方法、视角等决定认识结果，对历史的认识因而有差异。这些也就罢了，接下来是:“由此得出的结论完全可以借用量子物理学中一段经典的论述来表达，即‘人类的历史，可以在它已经发生后才被决定是怎样发生的’。”成一农教授在该文的提要中就说过，历史学不是科学，到了这里却从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直接推出了历史认识与之同样的本质。对这种自相矛盾，成一农教授已经习以为常。但这里还是要指出，历史学认知的对象与量子力学认知的对象不在一个层次，其各自适用的方法也有深刻的不同。简单地说，历史学要比量子现象更宏观，历史研究的是人类社会各种已然事情，不是量子力学在实验室里直接观察的现象。否则，也不必专门讨论“历史认知”，直接把量子力学的认知当作历史认知好了。
《夏朝》终于回到了夏朝:“如果理解了上述问题，那么‘夏朝’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的答案也是清楚的。即在持有相近理论、方法和视角，有着大致相同的逻辑思维方式，以及对于史料和考古材料有着相近认知的某一群体中，对于与‘夏朝’存在与否有关的问题上会有着大致相近的认知;而在其他群体中，则会有着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认知。”写这还是如前文看到的一样，把认知必然是多样的这种关于回答形式的看法，顶替了对作为全文主标题提出的问题的直接、具体回答。真是让人无语。
不过，《夏朝》在另一处还说过一句话:“当然这里也不是否认汉朝的存在，只是通过这一个案指出所谓科学方法的缺陷。对于我们历史研究者而言，基于经验就可以判断，汉朝就是存在的，虽然这样的说法并不科学。”成一农教授以“‘夏朝’存在吗?”作为主标题，全文却始终回避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已经说过包括汉朝在内的各王朝存在与否是无法证明的，历史学求真是“天方夜谭”，换个地方又说“基于经验就可以判断”汉朝存在。却又不肯讨论这种“经验”到底是什么?有怎样的奥妙使之超过科学的方法，超过归纳和演绎的逻辑，超过“眼见为实”而获得更可靠的判断?为什么昨天某教师上了一堂课无法确认，两千多年前汉朝存在又成了可以确认的?也不肯透露成一农教授是如何“经验”汉朝的。回顾一下，各种可能的认识历史事实的方法都被一一导入绝境，成一农教授自己那种神秘的“基于经验”来判定历史事实的方法已经成了历史认识的唯一方法，但他又不肯对这种方法作详细阐释。
三 历史学要不要求真及“历史学的目标”
《人才》的第三部分以“‘求真’不是历史研究的目的”为标题，论证大致分两个方向。一是主张历史学根本不可能求得历史真相;二是主张历史学本来就不应该求真。前者部分意义上构成后者的基础，但后者还另有其他一些散碎理由。
前文引出的成一农教授反驳我的话实际构成了该文判定历史学无法求得历史真相的主要内容。他对那些话十分自信，接下来的语气就仿佛历史学的求真已经归为虚妄。然后他拾出了托马斯·库·恩，说:“目前所有研究能做到的就是运用现有的被广泛接受的方法来说服大多数人，相信得出的结论就是真相或者是正确的，这也是库恩‘科学革命的范式’论述内容之一，‘实证主义史学’当然也不例外，即实证主义史学所做的就是让所针对的对象认为他们通过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历史真实’。”在声称他的那种说法“也是库恩‘科学革命的范式’论述内容之一”句后，加了一个注释，但所注并不是库恩在哪里、怎样说出了他所说的内容，而是成一农教授自己其他的话。该文第二部分也有类似的情况。成一农教授说:“虽然我们可以判断无穷无尽的历史认知的高下，但这种判断并不是客观的、正确的，同样是基于当下的学术、社会条件而做出的，对此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解释得非常清楚。”其后的注释只给出了《科学革命的结构》书名和版本，既无引文、也无页码。也就是说，成一农教授在全文中几次拾出库恩作为自己观点的支撑，却都不提供库恩如何表达了与他同样观点的证据。综合全文，成一农教授并没有完成历史学无法认识历史真相的有效论证。好在《夏朝》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夏朝》提出，根据文献和考古学证据所能达到的只能是类似法庭辩论中的那种“证据真实”，而“很多情况下，存在各种并存的“证据真实”。“历史学的研究是否能达到‘求真’的目的，似乎目前为止没有令人信服的进行论证过。且似乎也回答不了’你如何证明你所证明就是真的’，这一看起来非常幼稚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似乎只能将之前的论证过程再重复一遍，但这样显然是无法证明‘你所证明就是真的’。因此如果无法证明这一点的话，那么历史学‘求真’的目的，似乎也就成为永远无法达成的‘空中楼阁’。而且如果历史学的目的是‘求真’的话，那么紧随而来的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求真’呢?对这一问题的任何回答，应当都是带有目的性的，由此‘求真’是有目的的，那么历史学的‘求真’显然也就不再那么纯粹;而如果不回答这一问题，那么历史学存在的价值就必然会受到质疑。”
我不同意上述引文中的基本观点。第一，法庭上的“证据真实”固然不皆等于真实，但也不等于都非真实，否则法庭就从来、永远也不曾发现过其所审理过的任何案件中的任何真相。第二，关于历史学是否能够达到发现真相的论证已经很多。只是成一农教授“不信服”而已。其间一个要点是，历史学所求之“真”是相对于所面对的问题的真，不是对一切相关细节的精确复原，成一农教授误解了历史学。第三，历史学可以证明真相，比如根据存世文献和实物遗存，可以证明汉朝存在过秦始皇陵兵马俑的确是秦代的遗物、清军曾经入关、现存北京故宫是溥仪登极的地方、溥仪已经去世，等等。所以，历史学求真显然并非永远是空中楼阁。证明一个简单事实的可靠方法是观察，证明复杂事实的方法是复杂的观察手段和分析、综合，其中包括运用理论、假设、推理、检验，等等。这是哲学、逻辑学、科学哲学、认识论、科学方法论等相互关联的诸多学科讨论已久，论述汗牛充栋的话题，不在这里讨论。成一农教授在这两篇论文中多次把当下话题推到必须将之从哲学层面彻底论证的问题点，然后借助其复杂性来表示已经推翻了某一论说，这不是学术讨论的好办法。其实，历史学方法论中的证明并不在这个层面，因为历史学已经采纳了观察可以认知事实这个前提，即使后现代主义史学也不在那个层面去阐释自己的主张，像成一农教授这样坚持主张无论科学还是历史学都无法证明任何事实从而推翻了认识论基础的历史研究者极为罕见。历史学方法论讨论的是如何证明不能直接观察的过往事实的问题。成一农教授既然连能够直接观察的事实都认为是不能证明的，再去讨论不能直接观察的事实如何证明的问题就只能是为了关心历史学方法论的其他人，所以这里也不必多说。第四，历史学家的求真带有目的性，甚至目的可能并不“纯粹”，但这不构成对历史学能够求真的否定，历史学研究者研究的目标是真相，不是自己的目的。比如，当问题表述为“成一农教授是否发表过一篇讨论夏朝是否存在过的文章”时，回答是肯定的，成一农教授的目的如何则不在问题范围之内。至于追问历史学“为什么要‘求真’呢?”。然后用必然有“目的”来断定其必定不“纯粹”，进而以为否定了“求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则是成一农式论说方式的又一范例，无需再加评论。
成一农教授这两篇文章都明确否定历史学可以认知历史真相，并断定历史学是“阐释的学科”。所有学科都需要阐释，都包含阐释的性质，自然科学也不例外，故说历史学是阐释的学科并非不可，但没有揭示其特殊性即其区别于其他也需要阐释的学科之所在，没有揭示出历史学的特质。进一步说，历史学需要阐释与历史学需要证据并非决然对立，阐释是对某一对象的阐发解释，历史学的对象是历史本身，抛开对象阐释什么?成一农教授在指出历史学需要阐释时，忽略了阐释的依据和限度问题。
按成一农教授在《夏朝》中的说法，既然通过文献考订无法复原史实，也即无法了解史实，所有对史料的梳理和考订以及号古工作究竟使我们的研究接近还是远离史实就是无法判断的。因此，所有此类努力所能达到的“只是让我们的研究更具有说服力”，即“让自己或者他人或者其所针对的对象或者大多数人认为这是真实”。历史学的目的就藏在历史学的这种作用中，即通过这种具有说服力的“历史认知”“来预测和影响未来”。他举了股市的例子来强化这一看法，说这就如同经济学家针对股票市场涨跌数据提出关于涨跌规律的“历史认知”并得到普遍的认同从而成为很多人的“操作指南（也即‘让自己或者他人或者其所针对的对象或者大多数人认为这是真实’）”一样。“由此，历史学和历史研究的目的也就清楚了，即通过研究受到人类意识影响的历史，形成历史认知，并希望由此影响未来的人类历史的进程。”做了这样诚恳的功利主义解说之后，成一农教授意犹未尽，又说:“历史研究在于通过解释过往而影响未来，是主观的，是有目的性的，是有感情的，是有人性的，如果抛弃了这一点，那么历史学的末日也就到来了，人类的末日也不可避免。”
我不同意该段陈述中的每一个要点。第一，历史学家考订文献是为了认识历史事实，不是“复原”历史事实，历史可以认识，但不能“复原”，这是不应该混淆的。不能“复原”历史事实不等于不能认识历史事实，就如认识一个人不等于做出一个同样的人来。史料考订和考古工作在多大程度上使我们接近历史事实是可以判断的，这是历史学家们日常性的工作，当然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做出的判断都是可靠的。第二，历史学家工作的根本意义在于求真，而不是为了让自己的研究显得更具有说服力;不求真的历史研究根本上说不具有说服力，离开历史真实的历史研究如果能够“让自己或者他人或者其所针对的对象或者大多数人认为这是真实”，是利用历史学对读者进行操控，这是过度自我膨胀和反学术的。《人才》以“人才是历史研究的核心”为主标题，但是并没有正面论证这种主张的要旨。从此节来看，被成一农教授作为历史研究“核心”的“人”，只不过是他所主张的历史学打算操控的对象。而被该文一一否定的那些历史研究，本来也是研究人且为了人的。第三，利用从一开始就丧失求真意图却又让读者觉得是真实的所谓“有说服力”的研究来预测和影响未来是危害社会的事情。历史学为社会保留经验的真相，真相是社会良知和判断力的基础。历史认识出于某些个人主观世界，不能保证正确，有事实在，最少有对事实的敬畏在，所有历史认识还可能被修正或扬弃，社会还有纠偏的能力。否定探知历史真相的可能性，放弃探知历史真相的义务之后的历史学，从无中生出有来给世人作“指南”，将扼杀这种能力。
四 结语
我曾经对后现代主义历史学的一些主张进行批评，主要为了指出其对历史研究主观性的强调走到了过犹不及的地步，因而隐含着颠覆历史学求真信念与可能性的危险。但我在相关学者的著作中看到的其对于历史学实证研究的批评，主要是强调历史学求真的难以达成，还不是主张历史学根本不要求真，更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明确提倡把历史学变成研究者自己明知其不真却要让他人以为真从而影响其行为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虽然成一农教授对后现代主义历史学究竟了解到何等程度尚不明确，但他把后现代主义历史学所隐含的风险变成了更现实的问题，他把历史学难以求真这种基本属于认识论的倾向、看法，转变成为关于历史学不求真而求影响读者的策略性主张。在这种意义上，成一农教授的史学观不仅与实证主义历史学判若水火，也与后现代主义历史学迥然有别。
一般所说的实证主义历史学，以德国兰克学派为典范状态。兰克学派的历史学主张和实践带着19世纪欧洲普遍社会思潮的特点，其中包括科学主义的社会历史意识与知识论，既有合理性也有不合理性。但是，这是欧洲的历史学从中世纪神学氛围中突破出来，进而成为一个专门学科的实践路径和现代历史学的基础，在史学史上有其难以磨灭的地位。这种历史学不仅在欧洲曾经构成主导性的范式，而且推动了20世纪前期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历史学的现代性转变。当然，中国自有历史学的本土渊源，兼以国情不同，故中国现代历史学演变的脉络与西方历史学有同有异。大体而言，无论中西，在实证主义历史学主导的氛围中，历史学的客观性都曾被过度推崇，历史文献所包含的主观参与以及历史学家工作本身所必然伴随的主观性都曾被淡化，历史研究的视野也都曾偏重于国家政治。欧洲史学界在19世纪末就不断批评实证主义历史学的缺陷，20世纪的相关研究更为深入。20世纪前期中国现代历史学兴起的过程中，也断续存在对历史学科学主义、绝对客观主义等倾向的批评。因而，实证主义历史学虽然的确在20世纪的中西方历史学中都保持其基本影响力，但许多实践历史学家的工作意识，实际上并未被史学理论评论者所指出的那种绝对客观主义的教条所束缚。在我看来，实证主义的根本特征是基于历史学科学属性判断而主张历史研究的实事求是，由此主张对文献证据的批判性审视，不是主张一切历史事实都可以由既有证据全部认知，来自意识形态教条的那种夸大历史发展规律性的倾向也并不符合实证主义的基本理念，实证主义因其求真而具有一定开放性和可改进性。我尝试提出的新实证主义历史学就是改进的努力之一。进而，实证主义的历史学并不构成与历史学视野扩展的反悖。在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兴起以前，社会史、文化史、女性史、性别史、历史人类学等都已展开，关于历史学人文性、历史认识相对性、历史书写当下性的理论性探索也已经取得诸多成就。实证主义历史学所主张的实事求是、注重证据、求取真相与这些新发展实际融合在了一起，其自身的缺陷则在这些新发展中有所修正。后现代批判思潮在20世纪后半期的发展更深入地揭示了启蒙理性、现代性、科学主义、线性历史解释、国家中心主义历史意识等问题，带动人文、社会学术各个领域的研究意识发生深刻转变。在这种情况下，史学史评论中所归纳的那种标上客观主义标签的实证主义已经边缘化，实践历史学家在处理具体事实问题的时候还可能遵循与兰克学派一致的方法论。但在其对于历史问题的理解、分析中，在对宏观问题的阐释中，绝对客观主义的理念都已不再构成主流。
实证主义历史学与其他所有历史学一样，不能详尽无遗地展现历史真相，但主张历史学求真不是其缺陷。而是其重要价值。根本原因在于，历史学是人类自我经验反省的探索活动，了解那些经验才能够实现反省，忘记、忽现、歪曲那些经验就会造成错觉，错觉可能导致现实中的判断失误——因为现实是从过去延伸而来的。历史学家可能做出误判，惟因保持对于事实、真相的尊重，公众可以凭借证据质疑历史学家，历史学家也可以在公众监督下更为谨慎地从业，形成监督机制。放弃求真的目的，放弃证据尺度，历史学家就成了一个可能消解公众判断力的危险人群。所以无论认知真相是怎样复杂、困难的事情，历史学家都不能放弃求真。放弃求取真相认知目标的历史学，只能是其他学科的附庸，其发展倾向是作为独立学科的历史学的消亡和历史意识的窒息。如果把不求真的历史学与现实功利主义嫁接，历史学就会成为一些自命不凡者操弄他人思想心灵的工具，历史学的学术性也就真的被断送了。
后现代主义历史学的出现晚于后现代批判思潮，二者名虽贴近，却并不是同一事物或现象。后现代主义历史学是在现代性批判和启蒙理性反思的普遍思想氛围中涌现出来的、一种试图突破历史学宏大叙事和实证局限的探索。其成绩主要在于把实证主义历史学的缺陷从认识论角度进行细化解析，深化了对历史书写的认识论分析，并为历史书写的新探索增加了思路。在这种意义上，后现代主义史学于砥砺历史学实证研究的批判性大有益处。其缺陷则与实证主义历史学有同样的性质，就是把自己所处时代流行的某种知识观绝对化。这在实证主义历史学说来是科学、历史可认知性、客观性的绝对化;在后现代主义历史学说来则是非科学、历史不可认知性、相对性的绝对化。具体言之，迄今被视为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典范的那些论说对实证主义历史学的可取方面估价过低，在看到历史学求真复杂性的时候选择了回避求真而把书写作为历史学的根本目标，将历史学引导到如何呈现（presentation）的方向，为此夸大历史学的语言学属性，规避事实研究在历史学中的基础性地位，从而也就矮化了历史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地位及其作为人类认知独特路径的意义。这种偏差其实不难察觉，只要史学理论研究者能以对待实证主义历史学的批判精神来审视一下后现代主义史学本身，就可以取后现代主义史学之长而避其短，不至于往而不复，晚近时期，此类思考已经不少。
目前可以看到的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典范论著都没有直接否定历史学求真的意义，都没有走到成一农教授所到达的否定历史学求真必要性的地步。而且，他们的研究至今也只应被视为是建议性的看法，而不是关于历史学性质的最终定论。总体上说，这类建议性的看法并没有完成关于历史学性质、方法的全面阐释，即没有构成足以全面取代其前历史学研究观念与方式的足够系统化的建构。这使得其在批评的层面风云际会，在书写方式方面创造些新的风格，在澄清历史真相方面支离破碎，在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实际问题方面乏善可陈。因而，如果以为20世纪历史学经历的是从实证主义或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范式”更替，就简化和误解了这段史学史和当下历史学的处境。任何“范式”实际上都不能也没有覆盖整个历史学，历史学的人文性弱化了范式更替的绝对性，以为范式更革的假说可以解释整个史学史就把史学史过分模式化了，将整个现代历史学的演变化约为范式革命的看法也是“线性”思维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在参酌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说的范式更革模式来理解晚近史学史的时候，需要具体的论证，需要阐明其适用性和分寸，而不是简单搬用其名目。
置于现代历史学展开以来的学术史中看，成一农教授围绕实证主义历史学的批评中具有合理性的内容在前人批评中都已指出。他自己所创新说，主要是历史学不仅不能求真，而且根本不应该求真，还有历史学的目的是造成读者以为真实的历史说法来影响其思想和行为。这些新说都是以极其简率的方式提出的，并不构成严谨的学术论证。尤其是那种关于历史学不求真而求影响他人的历史学观念建构，事涉历史学的根本性质，却建立在成一农教授独特的充满内在矛盾对前人研究简单借用，甚至诡谲的论证方式基础上。这种论证方式不具有史学理论意义上的说服力，但是如果成一农教授乐于将其整理清楚，或者可以成为讨究历史学论理方式的一个切入点。
作者为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教授；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3年第3期，注释从略。
历史学研究方法(历史学研究方法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