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考研比较容易一点的大学，适合二本生考研的学校
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
作者 | 郑渝川
本号原创
200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曾进行过一番调查。调查显示，大学教师要比公司CEO更累，前者中的78%受访者都认为，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完成所有的工作任务。后者中仅有48%有同样的感觉。
20年过去了，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以及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类似的现象非但没有消失，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更为突出。以中国内地的大学教师、科研人员为例，他们（她们）承受着科研、教学以及经济等方面的距离压力。《2010中国城市健康状况大调查》的报告指出，制造、金融、教育、媒体人群健康透支最严重，位居前四位。
很多人觉得，大学教师以及科研人员应该全身心投身教学和科研。这种观念理性化发展的极致，就是为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建立更为详细、具体的时间管理指南，让他们（她们）投入哪怕是休息时间在内的所有。
加拿大女王大学英文系教授玛吉·伯格、布鲁克大学英文系教授芭芭拉·西伯合著的《慢教授》一书不无讥讽的指出，欧美国家学界的一些人所宣称的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可以每周工作55小时（教学为主）之外，还可以做好研究，并且兼顾好家庭的观点，不仅荒诞，而且危险。
事实上，无论是从事教学、科研，还是其他领域的工作，过度投入精力并不能取得很理想的工作成效。 而大学对于教师和科研人员五花八门的考核，进一步加重了负担，这迫使人们只能以很低的效率来应付这样的多任务处理。既低效，又繁重，为什么不能反过来，首先讲求工作与生活，教学、研究与休息，高效工作与良好休息之间的平衡呢？
我们必须清醒意识到的是，无论是通过提高对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的考核要求，来直接性的逼迫他们（她们）不断低质量、高压力的消耗自己（一些人因此招致了突发疾病甚至猝死，更多人虽然不至于如此，但身心健康却被重创），还是《慢教授》这本书中所谈到的，以所谓循循善诱的方式“引导”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学会时间管理技术，间接性的向人们施压，都可谓毫无意义。这些做法其实都基于对大学教师和科研工作的错误理解，认为科学研究、教学改进、技术探索形同于计件制造，时间消耗越多，产出就越高。
实际上，无论是为了提高大学教学的质量，还是增进学术研究和技术探索的水平，都必须确保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有足够的时间与空间来进行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思考，需要“不被时间所管理的时光”。
大学教师、科研人员，尤其是青年教师，在中国常常自嘲为“青椒”，将科研、教学与经济压力称为“三座大山”。正如前面提到的，各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来自于教育部门、高校体系向“青椒”转化的考核压力，另一方面，无论是“青椒”还是资深教授，科学技术甚至社会科学成果要想获得地位，就必须转化为可应用成果。这些都意味着量化的深入应用。
正如《慢教授》书中不无讽刺意味所指出的那样，近年来，量化不仅操控了学术研究，而且甚至进一步扩展到了教学。麻省理工学院曾尝试推出一种可以测量师生情绪的系统设备，据此更为精准的测量教学过程。上课本身就是教师主观演绎教学内容的过程，这一过程确实意在构建教学场景中的积极情感，但如果机械式的，过度细分教学过程中的要素，然后进行所谓的高度量化，这其实有悖于教学的基本宗旨。
推崇量化，这其实也不奇怪。“公司化的大学推崇工具主义和市场化”，大学里的一些教授很满意被自己的学生以及教学、研究的助理人员（低薪雇员）称为“老板”。大学教学和科研，日渐变成了公司科研体系的流程——教学更接近于让“菜鸟”、“小白”掌握入行的基本知识，科研过程则异化为导师、教授招揽市场化的研究课题，然后分包给学生和助理的流程。借助对教学和科研的主导，导师、教师独揽其中的绝大部分收益。
这种情况下，学术生活其实已经变成了流水线操作，无论是导师、教授寻求项目、争取赞助、混迹同行会议以提高声望，还是“青椒”、助理和学生从事项目细节，都必然需要追求速度。学术也必然异化，将其重点甚至全部内容建基于“可量化的、应用型的，以及可盈利的研究上”。“新发现、技术转移、知识经济、立项拨款、前沿研究、效率以及问责，凡此种种，都是大学公司化的语言”，《慢教授》书中指出，这导致了学术研究的同质化，让部分学术探索濒临绝种。
《慢教授》这本书认为，应当重塑学术生活，让至少部分大学教师、研究人员的节奏得以放缓。
“更多，并不一定就更好……当今的大学氛围鼓励学者过度生产包装，为的是掩盖住内容的贫瘠”。
贵州考研比较容易一点的大学(适合二本生考研的学校)